阴阳太极图怎么出现的？它又是如何成了道教的一个重要标志

道教阴阳太极思想源于《周易》，阴阳太极图的出现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先天八卦图、河图和洛书、太极图等各自发展并不断融合的结果。南宋学者开始把阴阳图和太极图结合起来，明代学者最终定名为“太极图”一直延用至今。缘于对阴阳太极图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感，道教接受了它并把它作为本教的重要标志。

图1 阴阳太极图

在我国，凡是有道观或者道教文化比较盛行的地方，人们经常看到一个重要标识——阴阳太极图，它要么绘制在道士的衣袍上，要么出现在道观里。不言而喻：阴阳太极图就是道教的标志与象征。细究起来，事实并非象今天这样，道教刚产生时并没有以阴阳太极图作为为标识，而太极、阴阳、八卦等思想原是属于儒家思想里的东西。那么，阴阳太极图怎么出现的？它又是如何成了道教的一个重要标志的呢？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阴阳太极图的思想来源于儒家经典《周易》，《易传·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里的“太极”是指宇宙处于浑沌的那个时期。

孔颖达也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浑而为一。”意为：生生之易的太极，运转中生成阴阳两种属性的物质，阴阳两种属性的物质不断分化、组合，又产生了“四象”和“八卦”。其中“四象”，有人解释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而“八卦”，则是指构成宇宙的八种最主要的物质，即天（乾）、地（坤）、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

“八卦”的产生，意味着物质世界已经成型。于此，《周易·系辞上》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生生之易的太极化生宇宙万物的生发模式，而对此宇宙生发模式的直观描绘，就是阴阳太极图产生的一个原因，这是儒家学说的宇宙生成论。

这种用图式来描绘宇宙生成论的方法在汉以前是没有的，它是随着汉代象数易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汉代的象数易学以京房、孟喜为代表，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九六之数、大衍及天地之数、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周易》经传文义，由于“易学象数思维方式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具有重整体和合、轻个体分析的整体性特征，重功能关系、轻形体结构的功能性特征，重感性形象、轻抽象本质的形象性特征”，学者们在占卜现象、解释现实世界时，更倾向于以形象的方式。这个特征也被宋代的易学家们所继承和发扬。

那么，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一般认为，它不是成于一时一地，而是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先天八卦图、河图和洛书、太极图等各自发展并逐步融合的结果。

周大明先生认为先天八卦图产生于上古时期，作为历法用途，托名伏羲；后天八卦图是周文王在羑里演《周易》，用先天八卦的形式阐解生命运动的规律而创立的；河图洛书产生于颛顼至尧舜期间，由黑白两种符号组成的数字图式；太极图则是由大禹根据黄河、洛河清浊二水交汇形成的漩涡现象有感而画的。

这几个图式并存，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体系的“钢骨铁架”。这些图式在当时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轶失了。

图2 伏羲八卦方位图

图3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这些图式的再次出现，据史书记载是在宋代，精通易学的邵雍是贡献较大的一个。

《宋史·朱震传》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邵雍在汉代象数学派的基础上，把陈抟的易学理论和道教思想，与易理相结合，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先天象数学派，

他的主要易学理论是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由太极生出数、象和器。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其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书》，其中《观物内篇》主要讲的是易理，《观物外篇》主要侧重于象数。

邵雍依先天图衍绎出许多幅卦图，具体为多少幅，众说不一。

南宋张行成认为有十四幅，他说：“先生(指邵雍)之书，尽寓乎十四图。”朱熹在《周易本义》列出了邵雍所描绘的卦图有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方位图等主要图式。

其中，与阴阳太极图有直接关系的是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图2、图3)。朱熹《周易本义》所录邵雍伏羲八卦方位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实际已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阴阳太极图的基本框架。伏羲八卦方位图是邵雍依据《易经·说卦传》的“天地定位”而进行的创造，他在《观物外篇》

解释说：“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也明交相错，而成六十四卦也。数往则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来则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来生之卦也，故曰知来也。夫易之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后面，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则对阴阳动静、消长进行说明。“此图圆布者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后面，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

在这里，如果用白色表示阳，用黑色表示阴，配上伏羲八卦方位，则阴阳鱼太极图的基木框架己经成形。但是，图2 与图1相比，缺少的就是中间的阴阳鱼，图3 虽有太极的圆形形状，但中间不是阴阳鱼，且外圈是六十四卦

。阴阳鱼代表阴与阳，它是由太极产生，也就是说，太极图与八卦图在北宋时代还没有结合起来，并且时人解释《易经》图式的一些著作也没有出现把太极阴阳与八卦图相结合的现象。

图4 易先天图

南宋时期的易学家张行成在他的《翼玄》中有一个阴阳鱼与六十四卦合图，叫“易先天图”（见图4）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后面，这是在我国现存史料中发现的最早的一个太极阴阳卦图，但它的外圈不是“八卦”，而是“六十四卦”。

这种情形说明当时的学者已经开始把太极图与卦图相结合阴阳太极图怎么出现的？它又是如何成了道教的一个重要标志，来解释世间万事万物的生成。

先天圆图中间加上了“阴阳鱼”图形，“

阴阳鱼”形正是对六十四卦方位圆图的形象解释，

“太极包含万象，以为有而未见，以为无而固存……天地之象已具乎浑沦之中，太极之全体也”；

“因图右行者，六变未有一之卦也；左行者，五变已有一之卦也”；

“先天图自一阴一阳六变备至于三十二，是为地之一柔一刚，复姤代乾坤以为父母，刚柔承阴阳以成变化，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以阴阳爻的变化解释六十四卦圆图的排列，而“阴阳鱼”图形恰好准确而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卦爻变化。

其实，这种图式之间的结合不只表现在太极与卦图，卦图与河图、洛图之间也出现结合，如宋代的胡方平在他的《易学启蒙通释》中就著录了“先天八卦合洛书图”、“后天八卦合洛书图”，宋代丁易东的《大衍索隐》中有“先天图合大衍数五十用四十九图”等。

图5 天地自然河图

宋代张行成的这一先天太极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一直延延续到明代初年。明代一反过去视此为“无用之物”的习惯，开始真正关注这类图。

经过宋人的不断整合，阴阳太极图到了明代才真正成熟了，明代的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载有一幅阴阳鱼太极图，这幅阴阳鱼太极图当时并不叫“太极图”，而是被称为“天地自然河图”（图5）。从外形上看，赵撝谦的图与张行成的图有一些不同：赵图外圈为先天八卦，张图外圈为先天六十四卦；赵图“鱼头”棱角分明，“鱼眼’为偏长的泪痕状；张图“鱼头”线条柔和，“鱼眼”为圆形。

到了明末，章潢作《图书编》，其中阴阳鱼太极图居各图之首，又被称为“古太极图”(图6)。赵仲全作《道学正宗》，书中载有此“古太极图”，与赵撝谦图比较，在“阴阳鱼”上加了四条线、划分为八个区域。从章潢、赵仲全称此图为“古太极图”后，对这张图的称谓才开始统—，最终定名为“太极图”，一直延用至今。后人对此图再稍加润色，最后形成了今天的阴阳太极图。

阴阳太极图何以为道教所重视而成为它的标志呢？在这里，我们无法考证是何人何时何地把阴阳太极图定为道教的信物，而且也没必要去追寻，我们应该把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认识，从文化背景上去把握。

道教之所以接受它并把它作为了教会的标志，主要的是对阴阳太极图有着思想和心理上的认同感。首先，“太极”、“阴阳”等概念，不仅仅是儒家所拥有，而道教的经典中也存在，

如《庄子·大宗师》说：“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

也就是说，道教与儒家在天地宇宙生成观上有一致的地方，而阴阳太极图就能反映出这种思想，即使是儒家的东西也会为道教所接受。

其次，由于《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道教在阐发自己的教理、信仰及修炼方法时，也援引《周易》的义理。道教研《易》习惯于用图式来直观地凸现其中所包含的义理。

有专家认为，阴阳太极图就被用来直观描绘、解释《周易参同契》中的内丹修炼思想。阴阳太极图既能够体现道教中的某些思想和教义等内容，自然就能用来作为本教的标志。第三，从学理上讲，阴阳鱼太极图还正确地表达了太极与阴阳、八卦的关系。

太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物，太极即是阴阳、即是四象、即是八卦，八卦虽各各不同，但却为太极所统摄。引申开来，万物各不同，但却都可以归到太极中来。如以太极喻“道”，则万物一道。道教以阴阳太极图作为自己的标志也取了这层涵义。

第四，阴阳太极图的产生与一位道教中重要人物——陈抟老祖有密切关系。陈抟是五代北宋时期的有影响道教学者，在宋人的著作中，基本上是认为“先天图”是从五代宋初陈抟那里传下来的，最有名的是朱震的论述：“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宋以后的一些儒家、道教等学者也都认为确有其事。经这位有重大影响的道教人物之手传承下来的“先天图”，虽经后人改造，但也很容易为道教所接受。

图6 古太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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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_爱思想 陈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_爱思想

一、四个时代：各领风骚

本文以1888年作为一百二十年历史回顾的起点。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过鸦片战争后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新旧两派（分别以恭亲王、文祥和醇亲王、倭仁为代表）激烈斗争的二十年，至此，中国现代化的车轮已经启动。再经过甲午战败、庚子拳乱、日俄战争的刺激，到20世纪初，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此后的争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速度、步骤和方法，以及出现多种现代化模式时的选择问题。

19世纪末的时候，全球共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到20世纪末，只剩下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这个底子是在梁启超的时代打下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为“新中国”的最初发展阶段选择一位象征性人物，梁启超还是最有资格的。

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蒋介石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患不断，但仍然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增长一倍，师范教育增长三倍。如果说五四前后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抗战前的十几年可以算是“白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得以产生和存活。

中国的世界“四强”、“五强”地位，不是哪个外国人恩赐的，中国军民八年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打拼出来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胜利，不仅收复了“满洲国”和台湾省，还把国旗插到了南海诸岛。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

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

基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毛泽东所构建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是“备战第一”、“军工第一”。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谓“省自为战、县自为战”——各省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各县建立“五小工业”，都是着眼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不再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阴阳太极图怎么出现的？它又是如何成了道教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或者如佐力克所说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领导人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不惜“打破坛坛罐罐”，天天期盼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是要考虑本国出口商品的进口国政府标准和消费者意愿，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木材……来源国的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价格变化，以及世界航运的畅通与否。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接受了“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采取了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举措。

划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本身就意味着既要讲历史的连续性，又要讲历史的曲折性。将过去的一百二十年分为四个三十年（梁、蒋、毛、邓时代），

通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既有累积性、渐进性的成就的一方面，也有徘徊、走弯路乃至暂时倒退的一方面。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激进，在“。。。。。”中终于走到极端。

于是，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点——。。运动。

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开始拨乱反正，逐渐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拢。当时举国上下对“四个现代化”的热烈期待，明白不过地显露出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焦虑以及对现代化主流模式能够带来安乐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邓小平当时说过一句大白话：“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中国不改革不行了。

笔者把21世纪的中国道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前半个世纪）的主题仍然是回归——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建立一个强大和富裕的民主共和国。

第二个阶段（后半个世纪）的主题中会有更多创新的成分，中国人将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生态、世态、心态问题上，给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打下深刻的中华印记。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

等到十几亿中国人的心灵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开放，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将会引领世界潮流，为全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