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复卦彖言有“复其见天地之心”

浅析朱熹复卦中的仁体生意观

刊于《理论界》2022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王艳芬，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周易与黄老思想。

摘要

《周易》复卦是富含生意的一卦，其中彖言“复其见天地之心”是这一生意思想的具象体现。纵观历史，朱子对此的解释非常精深，他继承二程的思路，将“天地之心”与仁相联系、发挥，树立了以仁为核心的生意观，这是对复卦生意思想的丰富和拓展。

《周易》复卦彖言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自王弼起直到宋明时期不乏讨论，是体现《周易》生意观的重要命题。自王弼至孔颖达，学者们一般以本体思维来解读“天地之心”，认为老子的“无”或“静”为“天地之心”，也就是本体。进入宋代，本着重振儒学、力辟佛老的初衷，儒者们抛弃旧说重新解读，接续魏晋以前、汉代解易传统，吸收卦气思想，重新从阴阳二气生长、消息的思路审视复卦“天地之心”的问题，经过胡爰、欧阳修、张载等人的努力，到程颐终于确立了“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的观点。〔1〕朱熹作为二程的学问继承者，在此基础上将“天地之心”的生意内涵进一步深化，最终确立了以仁为本体〔2〕的生意观。

一、“复其见天地之心”与生意

复卦与生意的联系，首先可以从《序卦》看：“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结合卦象，剥卦上九爻为阳爻，其余为阴爻，而复卦的初九爻为阳爻，其余为阴爻，就理学的视野看，程颐解释这句意思为：

物无剥尽之理，故剥极则复来，阴极则阳生，阳剥极于上而复生于下，穷上而反下也，复所以次剥也。为卦复卦对应冬至，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3〕

这里以阴阳二气的生发或消亡来说明复卦与生长的关系，即复卦是阳气生长的开始。特别的是，此处提到了冬至，而将卦与节气相联系、运用阴阳二气的消长说明事物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方式正是汉代易学的特征即卦气思想。〔4〕当然程颐的此种解释不是突然生发的，此前宋儒也有发声，如邵雍有诗：“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复卦对应冬至，万物未生时。”〔5〕可以说程颐此时没有接续王弼以来的传统，而是上承汉代易学思路，尝试重新解释复卦，因为程颢没有留下易学作品，可以说程颐此举为程朱理学解易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还可以再看《周易》复卦的彖文：“复亨，刚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程颐解释为：

其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行如是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6〕

先儒指的是王弼为代表的以“静”为天地之心的人们。可以看出，程颐对彖文与对序卦解释的思路和汉代易学家一脉相承，都是坚持以阴阳消长解释之的，那么复卦的生意就体现在初爻“阳气”生长上了，而“天地之心”也不是和“静”有关，而是与“动之几”“动”有关了。这里程颐还提到了“理”的概念，“天地之理”此时应指天地运行的规律。而“理”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将“理”引入《周易》进行解释是程颐的特色，这也是后来被朱熹继承的重要方面。

二、二程“生之性便是仁”

“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概念，在《周易》中此“理”也具有根本性的地位，且同时包含有生意，如果说“理”相当于本体，那么生意就是其本体的重要方面。

对于二程来讲，天地与人的大道贯通可以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来描述。如“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7〕“理”是不易直接发现的，需要通过“象”体现出来，此“理”包括“天理”，也就是《周易》里的天道。易（道）大致等于天道（天理），“易之义，与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违，相似，谓同也。”〔8〕承继“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来讲，生成、生物就是“易”的巨大德性和道理。而程颐认为这个生意就是仁。

运行之迹，生育之功，“显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周易》复卦彖言有“复其见天地之心”，“藏诸用”也。〔9〕

生意就是仁，易道就是以生生为基础的，以仁德为最根本的德性。那么，虽然程氏没有直说，但“理”与“生生”“仁”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是直接相关的。同时，程氏指出易的生意和仁德要由乾、坤体现。

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乾道变化，生育万物。〔10〕

这里有三层意思值得注意：第一，程颐认为天地的生物之事业和大德主要由乾来实现和体现；第二，元、亨、利、贞四德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相应，其中元就像仁一样有统摄其他德性的地位，这点后为朱熹吸收和发挥，同时这也是“体用一源”思想的运用；第三，乾元的大德在于生育万物，因此，乾就具有仁德。

当然，程颐除了强调乾元的生成之功，也提到了坤元的作用，如“生成皆地之功也”。〔11〕

在程颐看来，乾元、元、善和仁的德性是一贯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12〕

而“元”就是“仁”，这里清楚地作了说明，再如对于乾卦文言“君子体仁足以长人”，程颐解释有：“体仁，体元也。比而效之谓之体。”〔13〕生物之德就是仁，在天地之道上用“元”来描述，在人道上用“仁”来形容，而仁也就是善。对于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长也”，程颐解释有：“元亨利贞，乾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14〕元就是善，也就是仁。如对坤卦“六五，黄裳元吉”之“元”，程颐注解为“元，大而善也。”〔15〕

这些元、仁、善方面的贯通，是存在于人道的道德伦理方面的，更进一步讲它们能与性、命联通起来，因为在程颐看来，理即是道或说天道的一种称谓，所以理、性、命，甚至心，几个概念都有共通性。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物也。〔16〕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则谓之命，命者造化之谓也……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17〕

天道的一体贯通体现于形容天地和人所具有的一些本质概念上的相通，它们或显或微无有间隔，大概作为源头的天道的概念如道、理、元是“微”的，而施予到人身上时，像性、命甚而仁、善就是相对“显”（显露、发显）的存在了。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心与道，浑然一也。〔18〕

再看，在《周易·复卦》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中“心”是一个比喻，以人心比喻天道、天德。如上，道在心中即是天道落实于人心之中，心与道“浑然一体”就是“显微无间”，就是天人的合一、贯通。进而结合上面的所有分析可以看出天道以“生生”为大德，“生生”就是善就是仁，而人心与天道、天心并无差异，人心至纯、至善，它的最原初状态也就是具有仁善，尤其体现在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实践上。二程兄弟思想接续说明了天地生意之“仁”，在天地与人之间得到了贯通，天道与人心之仁、善有一致性。复卦可以说是二程以“仁”为内核的生意观的集中体现。

三、朱熹“心”与“仁”的本体论

朱熹继承了二程强调“仁”的生意观，而关于“仁”与生意的关系，他的阐释也更为精彩。朱熹在解释“天地之心”时说：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19〕

他继承了程颐的观点，同意“动”的生物作用，也指出其与“善”相关。除此以外，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思想的内容还有一些。如对于生意中的“心”，程颐曾有如下看法：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虽桀、跖不能无是以生，但戕贼之以灭天耳。〔20〕

这里强调了恻隐之心（仁心）的道德先天性，即是后来社会上出现的恶人如桀、跖在最初和根本上也是具有恻隐之心的，但他们后来自己残害毁灭了仁心。心，就是生生之道就是生意，也就是恻隐之仁心、善端。

对此，朱熹细化了“心”的分类：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21〕

这里明显提出了两种“心”，但两种“心”实际为一种“心”，即人心与天心。天心是人心的源头，二者是表现的不同而不是实质的不同。就天而讲叫作天心，天地之生意表现在人事上就称作仁心（恻隐之心），有道德伦理价值。

朱子继承二程，以儒家的“仁”为理论基石梳理“仁”与“生生”的关系，将两者联系起来，还体现在论说“天地之心”与“人心”的关系上。

首先，“仁”与“人心”是贯通的。先要明确的是朱熹对于“心”的看法是其内含生意，如“心须兼广大流行底意看，又须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广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穷。”〔22〕这里明确地指出“仁”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即是说朱熹发展程颐的观点，认为“心”有两个特点——广大流行和充满生意。他还引用孟子和颜回的话来证实与“仁”相关的“心”是合乎“理”的，如孟子云：“仁，人心也。”朱熹说：“仁便是人心，这说心是合理说。”〔23〕又如“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是讲“心为主而不违乎理”。〔24〕这两个例子都在说明“心”是与“理”相合的。

“心”是全善的。如朱熹在讨论性情心意等名词时说道：“心，统性情者也。”〔25〕“性无不善。”〔26〕“心之本体本无不善。”〔27〕而有不善的是“情”，即“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28〕“不善”还包括“心失其主，却有时不善。”〔29〕对于“性”“情”“心”的关系，朱熹认为“心”统摄“性”“情”，“性”是合于“理”的，只有这样“心”才能纯善无恶。

同时，“仁”就是“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中有：“《（四书）集注》说：‘爱之理，心之德。’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柄。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30〕这里提到了几个名词，“爱”“德”“心”“理”“仁”，爱的理是仁，心的德性是爱，爱与心都是人具有的，而人具有的理和气是天地之理和天地之气，而天地之气就是天地的阳春之气，其内含之理，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即仁即是爱，心是爱即是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是天地之气和天地之理。如此，“仁”与“天地之心”就得到了贯通，“仁”是爱的理，“天地之心”是天地阳春之气的理，两者是一致的，都是爱、都是“仁”，此处复卦“天地之心”的“理”就指仁、生意。

四、“仁”就是“生意”

朱熹对于“仁”即生意的理解不仅在《周易》中提及，在谈《论语》时也提到：“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31〕这就是说带有生发性质的春季正是“仁”的体现，而这个生意不仅在春天有，同时在四季中流转，没有断灭，生意在时序中恒常存在。“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如《朱子语类》中有：

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32〕

即坚持“仁”就能克己复礼、克除私欲，之后便能得到温和纯粹的气，这就是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可以回到“仁”的根本上。“仁”和“天地之心”都包含精纯不驳杂的生意。这将生物与工夫联系起来。

朱熹进一步丰富了“仁”的内涵，如：“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是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33〕“仁”是活的而不是死物，是动的、有生命的体现，如对于仁、义、礼、智而言，“仁”不仅体现在自身上，在义、礼、智上也都有体现，是流行于四者之中的，未尝断绝息灭；对于四季来说，“仁”之生意不仅流转于四季中，还贮藏在果实里，比如植物的果实，像是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的种子，都是在秋冬形成的，虽然这时万物凋零、收敛藏匿，好像是天地肃杀了万象万物，但实则生机和生命都保存在种子之中了。“仁”的另一层含义，正是从这些种子中体现的，是天地的“生意”在自然界中的显现。

上文提到程颐曾对于元亨利贞四德和五常之德的关系作出分析，认为元和仁类似，元统摄四德，仁统摄五常。同时，生意的流转不息，早在程颢就有提及：

息训为生者，盖息则生矣。一事息，则一事生，中无间断。硕果不食，则便为复也。“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34〕

程颢强调了生与息之间是没有间隔、完全流转不停的状态，所以说生意是未尝间断过的，当它达到了至微而几近灭息的时候，就又恢复过来并开始增长起来了，这也就是“复”的含义。比如以四时为例，体现在自然世界中就是寒暑相推而岁成的道理，没有只有寒而后续暑就不再出现，或者寒延续很长时间而暑极快地出现又很快消失的反常、不规律情况，也就是说，“复”是一种有规有则、有定数的程式。这都影响了朱熹。

朱熹还将“仁”的生意与义、礼、智、信结合起来说明生意的流转不息。首先，“仁”有统领五常之意。如《朱子语类》中有：

问：“向蒙戒喻，说仁意思云：‘义礼智信上著不得，又须见义礼智信上少不得，方见得仁统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树为喻：夫树之根固有生气，然贯彻首尾，岂可谓干与枝、花与叶无生气也？”曰：“固然。只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常存。”〔35〕

这里利用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做比喻，来说明仁、义、礼、智、信与“仁”和“生意”的关系。总体来说，就是朱子的学生问：“……‘仁’是统率五常的。现在以《大雅》中树的例子做比喻：树根本身是有生气的能够贯彻树的首尾，这样的话怎么能说树的枝、花和叶上没有生气呢？”朱熹回答：“当然有这样的说法。这就好像是一年中自然的四季一样：春季是仁，有生意；夏季就能看出亨通的意思；在秋天，就能看到诚实的意思；在冬天就可以看出贞固的意思来。那么，在夏、秋、冬里，生意什么时候息灭过呢？草木虽然凋零，但是天地的生意是常存不息的。”朱熹讲述“仁”与生意的关系时《周易》复卦彖言有“复其见天地之心”，将它纳入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中一并讨论，并认为“仁”是五常的统领者复卦对应冬至，统率其他四者的行为；不仅如此，朱熹还常常用春、夏、秋、冬与仁、义、礼、智相互对应作为比附说明生意的流行和生生不息的运动方式。比如，此处朱熹以为春季代表“仁”是“生发”万物的，两者相似，夏季、秋季和冬季虽然分别具有亨通、诚实和贞固的意味，看似不直接关联在生意上，但其实生意未尝息灭，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于是，朱熹又说道：“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许多名字出来。”〔36〕“一理”就是“仁”，就是“生意”，分配流行到夏、秋、冬发生了不同的作用，但只是名字不同罢了，生意是一贯不断的。

不仅如此，仁、义、礼、智、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平等的。第一，五常之间有先后关系和大小关系。如：“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后有礼智义信。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37〕可见，“生意”指的是“仁”。五常之间有先后、大小之别，即“仁”为先、为大，其他四者为后为小，可见“仁”代表的生意是根本、是最重要的德性。

第二，五常间有相互包含的关系。如：

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曰：“说仁，便有慈爱底意思；说义，便有刚果底意思。声音气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经中专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义而不言礼智者，仁包礼，义包智。”〔38〕

这是说有人问朱熹：仁、义、礼、智的命名有什么专门的意思吗？朱熹回答：“仁”就有慈爱的意思，义就是刚果的意思。有人也说，六经里专门提到的“仁”，包含四端；只提到“仁义”的，是因为仁包含礼，义包含智。再如：

仁与义是柔软底，礼智是坚实底。仁义是头，礼智是尾。一似说春秋冬夏相似，仁义是阳底一截，礼智是阴底一截。〔39〕

这里提出了仁义是开头，礼智是结尾的观点，认为仁义是阳性的，礼智是阴性的。因为阴阳中的阳通常具有生发、运动的特性，所以这里就是在表明“仁”是具有生发、生生的特性的。

更进一步区分“仁”和“义”的概念，有“乡饮酒义云：‘温厚之气盛于东南，此天地之仁气也；严凝之气盛于西北，此天地之义气也。’”〔40〕可见，“仁气”是温厚的并且兴盛于东南，“义气”是严凝的，兴盛于西北，可以看出“仁气”是与春天和生意相关联的，“义气”则是与冬天和肃杀、退藏相关联的。

“仁”居于五常之首，还有论述为：

问：“仁得之最先，盖言仁具义礼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41〕

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42〕

“仁”是“生理”即生发之理，有了这个理在，别的义、礼、智都是由它生发出来的，所以“仁”或说生意是根本，是源头。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说，大体概括而言，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生意的体现，相对地、具体地讲，仁、义、礼和智是平等的地位。所以，上述所说的仁、义、礼、智或仁、义、礼、智、信，就生意上讲是有等差的，即“仁”居于生发者、本源的地位，生发出其他的三者或说四者。

又如一例：

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曰：“然。”问：“肃杀之气，亦只是生气？”曰：“不是二物，只是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气。”〔43〕

这里明确指出“仁”是天地之气，“仁”即是生意。“仁”在生物之初只有生气，所以是浑然一体的，义、礼、智并没有相互分别出来。进而朱熹又说道，相似地，春、夏、秋、冬也只是一物而没有分别，也就是生意的流转变化，实质都是“仁”，都是“生意”，是一气，也就是生物之气。作为本体的“仁”与“生意”自然相连。

如此，朱熹便将以“仁”为本体的生意观做了大体结构框架的说明。以“仁”为统领，包含春夏秋冬、仁义礼智信、元亨利贞等内容的生意论，内容和体量都比二程宏大了不少，条理层次也更为分明，是理学式的生意思想的推进。

五、结语

《周易》复卦彖文“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所包含的生意思想，到宋代程朱理学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推阐和发挥，从二程到朱熹形成了一条围绕生意—理—仁的发展线索。具体而言就是二程将仁看成天地万物共有的特性，即“理”之中的一个内容，是恒常的，而通过仁爱、恻隐的儒家伦常观，又将仁与生生、生意联系起来，如此天道的生生之理就成了天地的生生之仁德。如果说“理”是程朱理学的本体论概念、是本体，那么继承二程的朱熹在进一步深化、丰富了仁的内容后，使“仁”成为生意观的本体所在。这个仁之本体在时空上都很宏大，不仅包含春夏秋冬，更包含了道德伦常德目中的仁义礼智信、元亨利贞。同时，“仁”体现在四季流转的天道运行中，和人的天然禀赋以及人事作为上面，两者“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理一而分殊的关系。而“天地之心”就是“仁”，就是天地间源源不间断的生意。“仁”这个有道德伦理意味的概念是天之生意和人之生意的结合点，是两者贯联的通衢，而这个仁之生意也不是单面的，它既在道理上讲得通，也具备实践的可能性。

《周易·复卦》的生意思想，是朱熹“仁”之本体论的重要体现和根据，是其仁体生意观的集中表现，它并不只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敷述，更被朱熹运用到了工夫的层面，他用此解说如何克己复礼、克除私欲，恢复原生的温和冲粹之气、回到“仁”的根本上。因为人天然地被赋予了宇宙间的生意之理，进而具备仁的本性，恢复了这个本性，人就在道德修养上得到了提升。朱熹的仁体生意观是丰富饱满的生意思想，是本体论与工夫论的结合，是对二程“仁”之生意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程朱理学思想的重要发展。它承接先秦儒家孔子“仁”的思想，将之与宋代儒学“理”思想结合，承上启下，在使儒家思想贯通一致上具有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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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大钧认为有可能在子夏时已有过六日七分法及以卦配候学说。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这显然是以“十二消息卦”解说“七日来复”之旨,亦只有用“十二消息卦”才能作如是之解,从而体现《彖》于此曰“天行也”之旨。参见刘大钧.“卦气”溯源[J].中国社会科学,2000(5):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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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仁学发展史（多卷本）”（）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