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篆在笔法上的创新可谓书法史上里程碑

清代小篆在笔法上的创新可谓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邓石如作为这一创新思想的先驱，使小篆形态变得自由奔放，改变了先秦以来传统的形式清代小篆在笔法上的创新可谓书法史上里程碑，便利书写在大众中得以传播，引发后世吴昌硕在大篆字形上的变革。与此同时，受一批文人雅士钻研“金石学”及篆刻的影响，邓石如将“书由印入，印由书出”的篆刻与书法相融合，成为“邓派”的领军人物。书印的相互融合体现了清代文人的审美趣味，也为后世的书法家及篆刻家开启东方艺术的革新作了铺垫。

邓石如作为后世书法与篆刻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就在于对秦汉碑额、瓦当、砖铭等历史素材的研究，他将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素材，通过书法与印章相融合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从刻印中悟得笔法，并从篆入隶、以隶入篆，使篆隶笔法的创新走向了新的阶段，最终成为清代四体皆精的书法篆刻大家。

清代是篆书的全盛时代，邓石如，这个被誉为“国朝四体第一”（篆、隶、行、草）的大家，对篆书书体体察入微，以其独特感悟，营造出他心目中的小篆。他把篆书的字势拉长，使之呈竖长方形结构，与上古时期先秦的小篆略有不同，呈现出玉筋垂拱又跌宕起伏的空间形态，使小篆姿态更显优美、灵动。因此，他的篆书既不是李斯体，也不是李阳冰、徐玄体，更不是赵孟頫体，既有金文的神韵，又有石鼓文的威严。他的审美风格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一、篆书笔法的解放

从甲骨文到金、籀文，汉字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自然而然、循序渐进的过程。李斯受命而创的秦小篆，呈现出一种匀整有序的线条质感，彰显着纯净和谐的审美形态，赋予了先秦文艺思想朴素之道，也为后世书法追求自然之美开辟了新的书风。被誉为“玉箸篆”“铁线篆”的著名书法家李阳冰，他将匀称工稳的字态进一步强化并传承延续，因此被习篆者视为书写小篆书体的楷模。

到了清代，邓石如成了书法发展变革的领军人物。他在笔法上增加了灵动的笔意，呈现出黄金分割的体势，使线条更加舒展；打破中规中矩的结构，在匀称的字形中略有灵动之意，也使书写更加便捷。他的创新掀起了清代篆书复兴的风潮。他以李斯、李阳冰的小篆为基础，以篆融隶，以隶入篆，开启了清代篆书的笔法解放之路。

刘恒先生曾评价道：“在清代书坛上，写篆字突破王澍一派的笼罩，广泛汲取秦、汉碑刻的不同特点加以融合提炼的，邓石如是第一人。”从传世墨迹来看，邓石如四十岁之前学李阳冰，后来又效仿李斯，在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他也在其中融入了新的思想，尤其在笔墨意趣上更富有灵动自由的艺术意味，为后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元素。在艺术的审美视野下，先秦文艺思想格外注重文艺作品中“道法自然”“朴素之道”“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和隐藏在传统艺术里的审美范畴，更加注重作品内在形式的意象之境。“通过一定的‘形来表现出一定的‘神，要想表现一定的‘神也必须要依附于一定的‘形，也可以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因此，形神兼备、象外之象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时期影响深远。显然，从邓石如的书法革新可以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崇尚复古主义的书家，更是一位追求自我精神、敢于自我超越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邓石如的篆法特点，包世臣认为其篆书初学“二李”，后又将对金石碑刻的研究融入篆書的书写当中，使原本规整的小篆掺入了秦汉碑额的笔意。赵之谦曾评价道：“山人篆书笔笔从隶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过少温。”他的篆书中融有隶书的笔意，这不仅丰富了小篆的线条，在笔法上也增添了隶书的趣味。圆中带方、收笔自如更是彰显了清代小篆独立的艺术特征。在用笔方面，邓石如一反前人的写篆方法，他用长峰羊毫书写篆书，加快了线条的提按速度，改变了线条的粗细变化，凸显了篆书线条的宏厚雄浑，使笔势出现了丰富的变化，充满了运动感和节奏感。其风格在《白氏草堂记》中最能体现，此作品在用笔上参以隶书的体势邓石如隶书谦卦碑，化圆为方，方圆并施，将秦汉碑额与篆书笔意融为一体，并且强调纵势的笔画拖长，重心上移，垂脚舒展，在整体上显示了一种纵逸之势。

二、书印的相互融合

明末清初，由文彭、何震引领风潮的局面被打破，印坛不再有绝对的权威，这使得从事篆刻的文人学士们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流派纷呈，求新立异。邓石如便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四十岁以后，邓石如在篆刻艺术上崭露头角，他在学书中观赏了很多的金石拓片，并立志专研临习篆书邓石如隶书谦卦碑，因此书艺大成，随后开始遍访祖国名山大川和古迹胜地，以篆刻和书法为业。再后来，邓石如在京城结识了当时的宰相刘墉，并被刘墉当作宾客长留家中，这些游历都为他成为一代大师作了积淀。由于先前篆刻与篆书相互分离，各为一派，篆刻并不受篆书，自然无法呈现篆书的气度和气势。在这个时期，邓石如借鉴宋元人印章和梁巘的朱文印方法，借鉴汉印和程邃的白文印方法，在印文中表现他的篆书和隶书书写风格。为了让篆刻和书法相辅相成，他精研《祀三公山碑》和《禅国山碑》，并在传统中进行创新，在篆刻中掺入汉碑额笔意，又将汉印之笔引入书法中。当时的大收藏家魏稼孙对他评价道：“其书由印入，印由书出。”

清朝中期，人们逐渐重视自我的精神思潮为文人学士开拓了新的视野。邓石如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他不拘法度，深研传统，刻苦临习，不断创新，融会贯通，将书法与篆刻相互融合。他出身贫寒，以一介布衣，游历四方，结交达官显贵。他为自己改字“顽伯”，表明了他“人如顽石，一尘不染”的刻苦、坚毅性格。他扬长避短，将金石文字融入篆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和艺术风格。邓石如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他学古而不泥古，他学“浙派”篆刻又跳出“浙派”，他先后学习苏宣、程邃、何震的印风，将书法融入篆刻，重新审视了“浙派”当时只重刀法、不重篆书书写的笔墨习惯，将篆书笔意与印章刀法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以笔意为主、“书由印入，印由书出”的篆刻审美思想。正是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使他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位，其书法、篆刻在章法气韵上都别具一格。因为他的成就，清代成为书法篆刻最为成熟的顶峰时代，也为后世的篆刻艺术开启了新阶段。

三、书印的风格意趣

作为清代四体皆精的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无论在书法还是篆刻方面，他都给予了后世学篆者很大的帮助，且邓石如学识渊博，他在书法篆刻上的成就为后世书家带来新的艺术思想。邓石如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成就是增添了小篆优美灵动的姿态，使其在体势上大胆奔放，字形左右舒展流畅，同时，把小篆这一韵律特点运用到了印章上，“书由印入，印由书出”的书印结合形式开创了之前篆刻艺术未曾有过的局面。这一创新也源于他深厚的技法功底，他在先秦篆书的基础上，融汇石鼓文、北魏碑额及汉隶等书写形式，将笔墨变化引入自己的篆刻中。他的篆刻作品在刀法上单双刀并用，洗练拙朴，使转自如，在章法布局上，将疏密开合、轻重呼应表现得恰如其分，诠释了“计白当黑”和“疏可走马，密不漏风”的篆刻理论。在其风格影响下，整个清代书印风格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变革。

在艺术领域里的卓越成就和刻苦钻研的实践创新，使邓石如完善了自己的书法、篆刻艺术思想清代小篆在笔法上的创新可谓书法史上里程碑，成为“邓派”的领军人物。他将书法与印章融合，“以书入印”，将书法与篆刻融会贯通，将两种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开阔了后来者的艺术视野，并最终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家与篆刻家。

四、“邓派”的影响

因邓石如是安徽人，有人称“邓派”为“皖派”。由于邓石如所刻之印涵容自己的篆法与刀法，并开创了独立的新体，邓石如再传弟子吴熙载最早提出了“邓派”，这代表着“鄧派”在中国篆刻史上地位的确立。“邓派”的产生与发展可谓清代书法与篆刻艺术史上的大事件，为后世的文人学士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艺术道路。在“邓派”书风影响下，后来的诸多篆刻大家如吴熙载、杨沂孙、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都继承并发展出各自独立的风格。比如，吴熙载受邓氏篆书的影响，在他的小篆风格中稍加虚灵，使线条粗细更为明显，更见纯熟；徐三庚更加强化邓石如篆书的疏密对比，字态拓宽，以流动飘逸线条自创一格；赵之谦融合北碑方笔的起笔，在邓石如篆书的均匀对称上，稍作不规则的自由之态；吴昌硕继承长锋羊毫的书写，使笔力产生苍厚之感，强化线条的金文意味，并且将行草书体势融进篆书体势，使整体章法和谐连贯，气势突出。显然邓石如隶书谦卦碑，他们从邓石如书风的某个特点出发，对其加以强化或拓展，在结体和笔法上各自形成独立鲜明的个性和艺术风格。更有意义的是，一些书家甚至超越了邓石如的书风，如吴昌硕，开创了崭新一派，有出蓝之誉。

以邓石如为首的“邓派”，带给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新的气息，使清代以后的文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看待篆书与篆刻，对后世的许多书学与篆学名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潮以崭新的体式雄踞清中期以后的书坛与印坛，确立了清代流派艺术后世的主流，成为近二百年来对书坛、印坛影响最大的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