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岘：河洛先天、太极诸图产生时间不一

陈岘，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兼任中国《周易》学会理事、《春秋学研究》编委等，主要研究易学与《春秋》学。

摘要：在围绕《周易》的图像创作与诠释中，存在着多重发展脉络。河洛、先天、太极三大概念全部出自《易传》，三者的核心旨趣全部指向《周易》及八卦产生之前的创作原理。基于这种总体思路，在宋代产生了以抽象的黑白点、块为元素，数字、方位为核心内容，以逆推《易》源为旨趣的诸多《周易》图像，兴起了以形象图像阐释抽象《易》理的图书易学。然而河洛、先天、太极诸图产生时间不一，各自有着不同的画定思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护身符吗，其共同之处则在于都在南宋时经由朱子改画、修订、解释，才最终确定其形象。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些《周易》图像，是在概念溯源、文本阐释、图像形成、思想衍变的交互作用下，才最终形成的历史形态。

关键词：《周易》；图书易学；河洛；先天；太极

自顾颉刚于上世纪初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开始，疑古思潮便在西方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冲击背景下，在短时间内席卷中国学术界，不但改写了中国古代史的叙事方式和研究方法，也对新兴学科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抛弃一切传说，而以孔子作为起始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然而哲学与历史的区分却在这一思潮下或多或少的被掩盖，从纯粹客观的时间性角度来看，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叙事与体系构建大多晚于历史事实，因此以疑古视角审视中国哲学史之历史叙事，的确会存在无数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哲学史中的历史构建却已经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系统，完全可以独立于历史事实而存在。在哲学史的历史书写中，这种只合乎逻辑但不合乎历史真实的做法在东西方也都曾出现。而在纯粹的思想研究中，此种基于“想象”的思想系统也绝非毫无意义。以《周易》图像为例，在围绕《周易》的图像诠释和创作中，便存在着文本诠释、图像系统创作、思想体系构建等多重发展脉络，而在这些脉络的渐次发展衍变中，交织与冲突在围绕《周易》的不同诠释思路间不断上演，推动着不同时期易学的发展趋向。

关于《周易》图像的学问，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作“易图学”或“图书易学”。而从内容的构成上来看，图书易学有着三大组成门类，分别是：《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太极图》。【1】作为《周易》图像门类的三者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各自都有着若干种表现形态，在笔者看来，我们至少可以从文本流传、概念形成、思想定型等多个不同层次的视角，来审视《周易》图像在历史上的渐次演变过程。

一、河洛、先天、太极概念溯源

从易图学中的河洛、先天、太极这三大门类来看，其概念之出现大多源出《易传》。其中，“河图”、“洛书”概念出自《易传》中之《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与《洛书》在这种记载中，被认为是先于《周易》之创作而出现的。这种《河图》《洛书》从黄河、洛水中降临世间的寓言，也被与圣人创制《周易》相关联，彰显着《河图》《洛书》之内容与《周易》创作间的逻辑联系。不过，众所周知，虽然《河图》《洛书》作为圣人创作《周易》之来源在《系辞》中交待的非常清楚【2】，但《系辞》中并没有任何图像文本传世，因此，“河图”与“洛书”在这种叙事中，虽然是有形象的物体，但其实际内容则并不可考，虽然实现了“河图”“洛书”概念的具象化，但我们也只能将之视为一种模糊的具体实象来看待。

而相较于《河图》《洛书》在《系辞》中被明确为实体对象，“先天”与“后天”概念则要抽象很多，其在《周易》经传中之出现要追溯到《易传》中的《文言传》：“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从《文言传》的记载中，我们并无法确认“先天”与“后天”究竟有没有具体之实象，更无法确定在当时有无所谓《先天图》存在。而从“先天”与“后天”在《文言传》记载的意义上来看，虽然“弗违”与“奉”都表示不违背、顺应之意，但以“先天”和“后天”的时间次序作用于“天”，则是《文言传》的一大创发。最起码在这种叙事中，是有事物可以先于“天”而存在的，但在所有以实际证据为核心的历史叙事里，所有事物都是在天地秩序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包括在近代科学体系中提出“宇宙大爆炸”等科学猜想在内，任何所谓以“先天”为旨趣的学说，都是一种逆向对历史和时间的推理，在充分的考古材料或其它可能的有效方式证明之前，都只能是一种假说。从这种意义上说，虽然《易传》在事实上更关注“后天”之“人”道，但以“先天”观念逆推历史与逻辑，确实是一大创举。不过，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在《文言传》中的“先天”概念提出时，其以“先”“后”作用于“天”的设想也并未进一步细化，更没有任何可以将之图像化的证据。

“太极”概念在中国哲学中出现的频次则远高于河洛、先天，无论在儒家哲学还是道家哲学中都是重要的理论概念，更在宋明理学中被广泛视为最高本体。但究其渊源，“太极”也是出自《易传》中之《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中的这一“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成体系并不好理解，在这一系统层层递生的四个概念中，只有“八卦”是名目与形象都明确的概念，即《周易》中的三画八经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而两仪之名目虽然在易学史上均被认为是阴、阳，但具体以何种形式展现，则莫衷一是。“四象”之诠释则更是众说纷纭，虞翻的“四时说”、孔颖达的“五行说”、张载“四德说”及图书易学系统中的“加一倍法说”，都曾各领一时之潮流，也使得“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宇宙生成系统在不同的诠释思路下呈现出迥异的形态。然而，无论在哪一种诠释模式中，“两仪”与“四象”基本都被赋予了明确的名目和形态，例如虞翻将“四象”解释为春、夏、秋、冬四季，邵雍、朱熹将之解释为逐爻渐生的画卦图像，但在所有这些基于《系辞》的宇宙生成论诠释中，对于“太极”概念的诠释则仍旧基本是抽象的，除了作为这一生成系统中的最高本体，对其是否有形状、是否为实体的讨论虽然也时常展开，但大多情况下仍只作为抽象概念存在。

综上所述，河洛、先天、太极三大概念有两大共同点：其一，这三个概念之形成全部出自《易传》。其二，在《易传》中，这三个概念的核心旨趣全部指向《周易》及八卦创作之前的理论原理。在《系辞》的记载中，《河图》《洛书》是《周易》及八卦的创作来源，因此势必在时间上先于《周易》及八卦之诞生；“先天”概念更是意欲逆向推理天地产生之前的世界，因此在时间和逻辑上更远远早于《周易》乃至天地的诞生；“太极”作为易学宇宙生成论的最高本体，也在“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成系统中作为源初本体存在，先于《周易》及八卦。也就是说，“河图”“洛书”“先天”“太极”在其原始概念中，全部都是先于《周易》和八卦的概念，对八卦之画定、《周易》之成书，都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意义。

二、图书易学系统的构建

虽然河洛、先天、太极之概念全部可以追溯到《易传》之中，然而正如上文所说，这三个概念在《易传》中全都没有具体的形态，更遑论具体之图象。而真正以这三个概念为基础，形成以《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为代表的《周易》图像系统，则是在宋代易学与哲学发展过程中被构建出来的。

“图书易学”之名，其本意是“河图”、“洛书”二者的简称，因此，《河图》《洛书》在图书易学中具备首当其冲的先锋位置。而在宋代以后大兴三代的图书易学之构建中，也是以对《河图》《洛书》的图像化处理为首要代表。其中，奠定图书易学地位的，便是朱熹在《周易本义》前所首先放置的以黑白点为元素的《河图》和《洛书》。

其一是有四正而无四维的五十五点之《河图》。此图以奇数的一、三、五、七、九为白点，偶数的二、四、六、八、十为黑点，共计有五十五点。按照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的次序，排列成五十五点图：

其二则是四十五点之《洛书》，此图也是以黑、白点区分奇数、偶数，但相较于五十五点图，此图的黑点只有二、四、六、八而没有十，故黑白点数总计只有四十五。在排列上，此图也异于五十五点图，以后一、前九、左三、右七排列为四正；再以前左四、前右二、后左八、后右六组成为四维；最后以五居于中央：

笔者认为，宋代图书易学在对“河图”“洛书”的构建上有两点突破：其一，是明确将《河图》《洛书》做图像化处理，画定成图。因为在《易传》记载中，“河图”虽有“图”之名，但在宋代之前，则很少有人真正将之以“图像”的意义对待【3】。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清人黄奭辑佚的《河图》类谶纬二十七种，就会发现，里面几乎全都是与星象相关的抽象化的文字内容，并无任何形象化的图像内容【4】。当然，客观地说，由于我们如今确实没有办法看到当时文献之全貌，但至少没有任何证据指明汉唐以前的学者曾把《河图》画为具体图像的例证。所以说，宋代图书易学以图像化的形式阐释《周易》，确实是一个新的创举。其次，则是将《河图》《洛书》的内容限定在抽象的数字、方位推衍上。即便汉代易学中的“象”所指的内容既包括抽象的卦象，也涵盖具体的物象，但其表现形式要么是通过文字，要么是展现为马、龙、虎等具体的形象事物。而宋代图书学中的《河图》《洛书》，已经完全突破了象形化的图像层面，而是以白黑点为元素、完全抽象化的图像。单从图像中所表达的内容来说，其核心内容除了“数”便是“方位”，已经完全是一种以形象表达抽象的模式了。

如果说《河图》《洛书》是图书易学构建中首当其冲的先锋，那么先天图无疑是图书易学的核心力量。在《周易本义》之前所罗列的九种易图中，属于先天学（包括后天学在内）的易图便多达六种，分别是：《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而在这六种易图中，伏羲四图属于先天图，文王二图属于后天图：

伏羲八卦次序图

伏羲八卦方位图

相较于《河图》尚有“图”之名，“先天”则在《文言传》中便没有展现出任何与图像有关的联系。因此，整个先天学之构建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探求八卦创作原理的先天学，究竟该以哪些要素为核心内容？而在如今所见的先天图和后天图中，八卦、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方位成为了关键。而先天诸图在《周易本义》中，被朱熹认为是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所作，数理推衍和方位变化则是核心内容。

从这六幅图来看，先天图与后天图分别托名于伏羲和周文王，因而先天四图分别名为《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后天二图则名为《文王八卦次序图》和《文王八卦方位图》。伏羲和周文王在传统易学史论中，分别被认为是创制八卦的作者和演八卦为六十四卦之先圣。因而，“先天”与“后天”在这种诠释体系中最为显著之区分，便是前者诞生于八卦创作之先，而后者形成在六十四卦定型之后。也就是说，“先天”是八卦之渊源，“后天”是对八卦的解释。

文王八卦次序图

文王八卦方位图

对“先天”概念的准确解释，是先天学得以成立的首要性前提条件。“先天”二字，事实上是针对“后天”二字而来，是一种人为区分的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内容可以转换到先天学与后天学的区别上来。对先天学和后天学的区分，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先、后天各自的来源问题，其二，是两者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先后问题。事实上，后天八卦的次序、方位来源非常明确，全部出自《易传》中的《说卦》，而先天八卦次序和方位之来源则非常模糊，根据朱熹的解释，是对《说卦》和《系辞》之诠释与邵雍数理学说相结合的产物。【5】但很显然，从以《易传》作为理论依据的合理性上来看，后天八卦显然比先天八卦更为可靠。

由此可见，在“先天”这样一种逆推的思路中，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后天学的名称中带有“后”字，但在时间次序上，出自《易传》的后天学之成立，则远早于先天学。而之所以出现在前却名为“后天”，乃是因为先天学创立的目的，就旨在探寻早于《易传》之前的八卦次序和方位。力图还原一种在逻辑上早于既有易学的学问，所以才名之为“先天学”。也就是说，为了创作“先天”，才首先命名一个“后天”。即便这一“先天”在事实上是由“后天”逆向推理才得出的产物。

《太极图》较之《河图》《洛书》与先天诸图，则更为特殊。其特殊之处在于两点：其一，历代学者对图书易学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式，在这些划分方式中，每一种都包含有《河图》《洛书》及《先天图》，但并不是每种划分中都有《太极图》。【6】而在《周易本义》前所列易图九种中，也并没有《太极图》。其二，托名《河图》《洛书》或《先天图》的易图都为数众多，但以《太极图》为名的易图则基本上只有两类：其一是周敦颐《太极图》，其二是阴阳鱼《太极图》。而这两者中，在宋代到清初的图书易学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也只有周子《太极图》，因为此图出自周敦颐，从时间上说，其年代可以确定为北宋。而阴阳鱼《太极图》则最早出现在明人赵撝谦所撰《六书本义》中【7】，其成形年代甚晚。因此，在图书易学范围内所讨论的《太极图》，则专指周敦颐《太极图》。

不过，正如《河图》《洛书》及先天诸图均经由朱子将之列入《周易本义》而成为《周易》图像之主流一样，《太极图》之作者虽然是北宋早期之周敦颐【8】，但《太极图》及其所撰《太极图说》在北宋一代之影响则并不大，直至朱子撰写《太极图说解》，其在基于理学的宇宙生产论上才逐渐被重视。

然而，周敦颐《太极图》对于“太极”概念及宇宙生成论之诠释却也存在不小的问题。“太极”概念之所以可以成为易学宇宙论中的最高本体，是基于《系辞》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生生系统。但在周敦颐《太极图》中，却有两个问题一直被质疑。其一是在理学内部，陆九渊对“无极而太极”的质疑，认为周敦颐主张“无中生有”，援道入儒。其二，清儒黄宗炎、毛奇龄等指出，《系辞》中的“太极生两仪”在周子图中的前两部分被保留，但“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则被彻底取消，反而形成了一套“太极-两仪-五行”的宇宙生成系统。在这一生成系统中，作为本体之“太极”不但在宋代被周敦颐以图象形式画定为《太极图》，更在朱子的诠释后形成了一套崭新的宇宙生产体系。之所以“太极”可以成为理学中的最高本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护身符吗，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成系统中，“太极”不但在时间和逻辑上先于八卦，也是这一生成系统中的源初本体。只是，这种基于“太极”概念及宇宙生成过程的图像诠释，与《系辞》中的记载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三、易学概念图像化的形成脉络

图书易学在易学史上之作兴，朱子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无论是《河图》《洛书》、先天诸图还是《太极图》，其图像之定型和地位之确立，都离不开朱子的推崇。而在南宋之后直到元、明两代都成为易学研究之主流的《周易》图像，也都是以朱子楷定的诸幅图像为主要的图像文本。但事实上，河洛、先天、太极诸图虽然都经由朱子而确立其最终形态，但在三者的图像化过程中，却都有着另一条先于朱子的形成脉络。

由于朱子在其《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两书中均将明确认为五十五点图为《河图》、四十五点图为《洛书》，故而在此后的图书易学中，这种说法便固定了下来。然而，北宋学者刘牧在其所撰《易数钩隐图》中就认为，《河图》四十五数，《洛书》五十五数。【9】刘牧的这种看法便与朱子截然相反。而从时间上说，刘牧以四十五点数和五十五点数的形式展现《河图》《洛书》，是远早于朱子的。而根据《宋史·儒林传》记载，《河图》《洛书》的来源可以上溯到陈抟：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10】

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实这种画定《河图》《洛书》的思路是否源自陈抟，但刘牧在《河图》《洛书》传承中的影响，在当时显然是被认可的。也就是说，以黑白点为元素，以数字组合和方位排列为主要的表现内容和呈现形式，并不是朱子的创发，至少在北宋学者刘牧时，便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思路，而且已经将我们如今在《周易本义》中所见到的《河图》《洛书》画了出来。只是，两者的次序与《周易本义》正好相反，朱子将之进行了对调。但在《周易本义》中，朱子在讨论《河图》《洛书》时却决口不提刘牧，而强调是通过对《系辞》的推衍而得出的图像。刘牧对图书易学中《河图》《洛书》的画定思路，也便逐渐被忽略了。

而在先天诸图的形成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先天八卦虽署以伏羲之名，但众所周知，上溯伏羲只是一种托名的做法，以伏羲之名寄托探求作《易》原理的旨趣。而在两宋以后的易学史记载中，则大多将邵雍视作先天学的开创者，朱震在其所作《周易集传·进书表》中也详述了《先天图》的传承谱系：

“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11】

朱震此说被《宋史·儒林传》所采用，加之朱子明确认定伏羲四图出自邵雍，因而先天图出自邵雍的说法最为历代学者所熟知和接纳，如黄宗羲就将《伏羲八卦次序图》称之为“邵子横图”。根据郭彧教授的统计，包括朱熹《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在内，在《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所记载的总共134种著作中，引用了邵雍之《先天图》【12】或相关内容的，便达到55种之多。而如果把《四库存目丛书》及《续修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周易》类著作加上，直接引用有关邵雍先天学的易学著作，其数量甚至超过百部。【13】

然而，虽然先天图源出邵雍的说法流传甚广，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妥当。首先，朱震对《先天图》自陈抟至邵雍的传承谱系之记载虽然非常清楚，但在朱震的书中却并没有记载这幅《先天图》的实际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此图虽托名陈抟所作，但事实上却并不见于任何于今可见的宋代著作中。其次，虽然朱子明确指认《周易本义》前的先天四图均出自邵雍，但在今存的所有邵雍著作中，我们却找不到这四幅先天图中的任何一副图。

进一步从学理上来看，朱子与邵雍的先天学说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邵雍对八卦次序的解释非常明确：“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14】邵雍所论八卦次序确实就是《伏羲八卦次序图》中的八卦次序，并无疑问，但如果按照朱子所述，《伏羲八卦次序图》的制作完全依据邵雍对《系辞》中“《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语作“加一倍法”的理解而画出。那么我们便需要追问，邵雍对《系辞》中的这句话究竟如何理解？他又是如何阐释“加一倍法”的？我们先来看邵雍的论述：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陈岘：河洛先天、太极诸图产生时间不一，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15】

对照此说与《伏羲八卦次序图》，我们可以发现，朱子对《系辞》中“生”的理解，体现在此图层类的衍进过程中。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这与邵雍“加一倍法”的方法论确实贴合，但朱子与邵雍对于《系辞》的解释却仍旧存在不少差异：其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护身符吗，邵雍并没有明确指出“四象”的具体内容，但朱子却明指“四象”即太阴、少阳、少阴、太阳。其二，邵雍认为，八卦由“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两者共同构成，但在《伏羲八卦次序图》中，朱子却并没有对“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给与任何形式的展现。其三，按照郭彧教授的观点，以黑白块替代《周易》原有的阴阳符号，也是朱子的创作，而非邵雍。【16】

综上所述，《伏羲八卦次序图》中所展现的八卦次序，以及图像背后“加一倍法”的生卦原理，确实可以在邵雍的先天思想中找到一定观点和方法上的依据。但另一方面，朱子并非完全按照邵雍的思想画定此图。朱子与邵雍无论在对《系辞》的理解，还是生卦过程的阐释上，都存在差异。朱子最终是依照自己对《系辞》的理解，在邵雍先天思想与“加一倍法”理论的基础上，赋予了“四象”以新的意涵，并以此画出了《伏羲八卦次序图》。

在朱子对八卦方位的论述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按照朱子在《周易本义》中的解释，《伏羲八卦方位图》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说卦》中记载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一语。其二则仍旧是邵雍的先天思想，朱子直接引用了邵雍原话：“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方位放此。”【17】

如果此语属实，那么《伏羲八卦方位图》与邵雍所论便完全相符，不存在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在今存的邵雍著作中，找到这段文字的出处。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此语确为邵雍所说，但在文本流传过程中亡佚，故而不见于今存的邵雍著作中。第二种可能，则是此语并非邵雍所说，由于误记、误传、伪造或其它原因，使得朱子最终误记其为邵雍所说。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就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便既无法证实《周易本义》中的伏羲四图就是朱震所提到的《先天图》，也无法证实这四幅先天图与陈抟或邵雍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这四幅先天图的真正作者，实当为朱子，而非陈抟或者邵雍。

而《太极图》虽然确实是周敦颐的作品，但正如前文所言，正是因为朱子不遗余力的考订《太极图说》的图、文，并亲自作《太极图说解》来阐发其思想，才确立了周敦颐及《太极图》在理学中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朱子在《周易本义》前总共列置了易图九种，但在这九种易图之中，有《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但却没有《太极图》。可事实上，朱子却又对周子《太极图》推崇备至，这就显得非常奇怪了陈岘：河洛先天、太极诸图产生时间不一，为什么朱子极力推崇周子《太极图》，却又不把它放在《周易本义》前所列的易图之中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是在批判图书易学最为猛烈的清代初年，对《太极图》的批判也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毛奇龄、黄宗炎揶揄其源出佛、道，意欲除之而后快。但黄宗羲和胡渭则对之存而不论，并不发表意见。【18】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周敦颐将“五行”概念引入到接续“太极”“两仪”的构架中，以“五行”取代了“四象”“八卦”的地位，把《系辞》中“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系统更改为了“太极-两仪-五行”系统。这样一来，就把四象和八卦从《系辞》的宇宙生成系统中给剥离了出来。由于周敦颐和朱子都并未讲明《太极图》就是易图，而朱子在系统诸图中的《伏羲八卦次序图》里，已经对《系辞》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生系统以“加一倍法”做了解释，这便与《太极图》中的“太极-两仪-五行”系统发生了冲突，如果全部放在《周易本义》前，便是以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来对“太极”进行解释。所以，《太极图》在易图学中只能处在一个边界地带，而朱熹、黄宗羲、胡渭都认识到了这一边界问题，所以对《太极图》都采取了一种存而不论，暂不放在易图中讨论的态度。

由此可见，河洛、先天、太极诸图的最终画定及理论诠释，全部经过了朱子的修改或解释。而图书易学之真正发扬光大，也离不开朱子《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的巨大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除了这样一条形成了后世易学主流的文本脉络，河洛、先天、太极诸图都有着不同的画定思路，有些在北宋时就已经定型，有些则是朱子本人的创作。而我们最终看到的这些《周易》图像，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经由概念溯源、文本阐释、图像形成、思想衍变的交互作用，才逐渐形成的最终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