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儒家410文化与时代精神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

410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孔子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章关键“文化”是一个在历史长河里不停涌动与发展的概念。在西方，其词来源于拉丁文“”，寓耕作之义，引申而意涵智能的培养。它的定义最早由人类学鼻祖英国人泰勒于1871年提出。他在《原始文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它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此后80间，关于文化的新定义此起彼落，据说竟达163条之多。而梁启超则以浸润东方智慧的语言宣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什么是文化》)时至今日，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这样的概括似很完整，全面，具有覆盖东西的世界性，但缺少文化特有的某种生活气息及其内涵的思想意境。而梁启超的前述归纳恰恰隐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灵气：内生于心，外见于形，多维共体。事实上，文化的某种世界性绝不能离开文化的民族性，多元并秀的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或文化世界)赖以形成的基础。因此，依据悠久深远、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去探究文化这一概念形成的缘由，应是一项既有民族情趣又有普遍意义的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十分热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孔子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411“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所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一tl,，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笔者认为，就本质而言，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主导思想。它应当启示人们，什么是“文化”?为什么需要“文化”?怎么样促进“文化”?而探究儒家始祖孔子的文化思想，将能从根本上原汁原味地去体会文化的意义、功能、价值以及形成这一概念的来龙细考《论语》与《周易大传》，可以发现孔子的文化思想具有相互包容的二重性：其一是“文以教化”；其二是“文以化成”。

前者“文”是目的，“教”(必然联系“学”)是手段，“化”是展现主客观世界积极改变的情境及其发展过程。后者“文”是手段，“成”是目的，“化”则是“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厦易系辞上》)的情境及其演变过程。孔子于“文”情有独钟。《论语》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佾》，下引《论语》皆仅注篇名)这里的“文”，不仅指礼乐典章，也指整个政治局面与社会风尚，体现国家大治，兴盛繁荣410儒家410文化与时代精神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社会文明，井然有序。其实，孔子在《论语》中赋“文”以十分广泛的意涵。诸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此“文”指寻求学问的情志态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此“文”指文采，形象，外观修养。“君子博学于文”(《雍也》)，此“文”指文献，学识。“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此“文”指书本知识。“大哉，尧之为君也伯》)，此“文”指礼仪典范，社会风气。“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此“文”指文脉继承，即礼乐典章，传统制度。

再如“文之以礼乐”，公叔文子“可以为文矣”(《宪问》)等，无不反映着孑(《卫灵公》)展现“化”的范围，“诲人不倦”(《述而》)展现“化”的态度，“举一反三”(《述而》)展现“化”的方法，“切切如磋”(《述而》)展现“化”的功夫，“绘事后素”(《八佾》)展现“化”的步骤，“君子政》)展现“化”的层次，“一以贯之”(《里仁》)展现“化”的根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则展现了“化”的境界。而“行展现了“化”在历史继承与现实发展完美结合中的伟大创新精神。孔子的教学活动表明，基于教学的中介，“文”与“化”具备着概念合成的内涵关联：“文”蕴涵德智修养，“化”显示素质完善。教以臻通过“文”的教育与实践而达到素质的良性转化，这就是我们从《论语》中深切地体会到的“文以教化”的思想，它为此后文化作为一个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的概念提供了具有基础意义的初始内涵。然而，孑孔子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413其广知博识和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相融合，使这位轴心时代的哲人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思想境界，从而对“文化”这个长期孕育于教学过程而跃跃欲出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哲学解读与阐析，使其从“形而下”的层面向“形而上”的层面提升，由“文以教化”向“文以化成”的境界发展。

他在《周易彖传》中指出：”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精湛的论述，原是孑《周易贲卦》的经文“亨，小利有攸往”的。孔子认为，为什么经文说“亨通”呢?因为“柔来而文刚”。为什么说“小利有攸往”呢?因为(柔)来到下卦乾中间文饰其阳爻(刚)，使之转变成离卦；“分刚上而文柔”则指下卦乾的中间一个阳爻(分刚)相应地升至上卦坤的顶端而文饰其阴爻(柔)，使之转变成艮卦。而上卦艮与下卦离组合起来即为贲(含文饰之义)卦。孑L子通过解析贲卦结构的原由导出结论：柔文刚则亨(顺通)，刚文柔则利。所以“文”在“交错而成”中体现着阴与阳的亲和交流。孑流反映着客观世界的规律，如星象的自然展布，因此这种“文”被称为“天文”。第二，当人类社会认识到这种“文”的规律性而自觉地将阴阳亲和交流(包括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亲和交流)列入行为准则，“文明以止”，这就表现为“人文”。第三屯卦孔子，观察运用天文，可以掌握时令节气的运转变化，使人与自然相适应；而观察运用人文，则可以化成一个“万国咸宁”(《彖上乾》)的和谐天下。于是，“文以化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大课题与基本要求，而“文化”这一历史地形成与发展的概念也在它的孕育期被孑L子打上了深深的哲学烙印。

孔子对“文化”的哲学解读是同对“道”的哲学解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论语》中表述过一系列的“道”，诸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所谓许慎《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 414 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他还怀着无限感慨对弟子说：“参 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就此解释：“夫子之道屯卦孔子，忠恕而已。”(《里仁》) 说到底，上述各种各样的“道”可以概而言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道，它常常表现为对于具体事物、具体情况的具体行为指导。从本质 上看，其实与德并无二致。然而到了晚年，在传述研习《周易》的过程 成之者性也。”由此，道从《论语》中的具体行为准则一跃而升华为世界 的本原与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正是在这样一个哲理平台上， 孔子从 正确认识与处理阴阳之间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 互转化的 关系出发，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文以化成”的哲学命题。 孔子关于阴阳之间亲和交流的思想不仅局限于对贲卦结构的分 析，而且系统地贯穿于对《周易》全部64 卦的阐释论述中。大家知道，每个卦都有 不当屯卦孔子，故吉凶生焉”。爻是代表阴与阳的图像符号。

阴爻与阳爻按一 定位置交错组合，即称为“文”。文适当则吉，不当则凶。文 适当，表现 为阴阳之间亲和交流，据此以化，就可良性转化，“化成天 下”。孔子还 互交流往来为例，生动地告诉人们：泰卦之所以为泰，原因在于“小 往大来”，从而 “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内阳而外阴，内 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以为否，原因在于“大往小来”，从而“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 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 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 长，君子道消也”。这里的“小往大来”，即 指坤阴往上交接乾阳，乾阳 下来会合坤阴，相互交流亲和。反之，“大 往小来”410儒家410文化与时代精神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则指乾阳始终往 上，坤阴径自下来，造成相互分割，相互背 离。由此可见，“文”当则泰、 吉；不当则否、凶。 “文以载道”，儒家之文载儒家之道，即“修齐治平”之道；阴阳之文 孔子的文化思想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415 则载阴阳之道，即“事物皆分阴阳而对立统一”之道。阴阳之文承载着 阴阳之道“以化成天下”，首先须将形而上的象意精义向形而下的社会 实践转化，使哲思之道转化为指导具体行为的“修齐治平”之道，亦即 德行的综合实践。所以孑 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之道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屯卦之道为 “君子以经纶”；蒙卦之道为“君子以果行育德” 同样， 联系卦中各 爻的经文断语，孔子又触象生情地运用相应的道德语言 加以灵活阐 释。如“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飞龙在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