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作家需要不断超越自我

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作家需要不断超越自我，拥有对抗潮流的文化气质，为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发出这一号召的声音来自刚刚举行的一个高端的莫言学术研讨会。

这个由山东大学举办的“莫言的这十年和四十年”的网络研讨会汇集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重点院校致力莫言研究的50多位教授、专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刚当选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北师大博导、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主任是莫言）张清华教授。

本次研讨会的最大特点是，一群学者专家评论一个作者，而这个作者就在现场。中国人是很好面子的，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当面评价人，揭人短，只有傻子才肯做的事儿。所以，莫言满怀信心地参加了本次会议，并致辞表示对主办方的感谢。显然，对莫言抱有“偏见”的傻子是不可能参加这个会的，这个研讨会就变成了为莫言唱赞歌的会议。

各大学教授、专家纷纷发言，多维度褒扬莫言小说的成就与莫言对于中国文坛的意义。本人注意到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的发言：

他指出，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作家需要不断超越自我，拥有对抗潮流的文化气质，为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本人认为，黄教授的讲话有两个意思：

一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作家需要不断超越自我，莫言具有“对抗潮流的文化气质”；

二，这种“对抗潮流的文化气质”需要当代作家学习，发扬光大。

应该说黄教授所说的莫言具有“对抗潮流的文化气质。”还是很准确的。但是不是需要当代作家学习，发扬光大呢？就要看莫言的对抗潮流的做法值不值得发扬光大了。

莫言1978年开始写作，1981年在河北保定市《莲池》双月刊第五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写一个结婚不久的少妇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思念自己远在海岛上当兵的丈夫，表现了“军嫂”细腻的感情与家国情怀。

但这样难得的小说，在诺奖获奖感言和其他的演讲中，莫言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中称是按照“教科书”进行写作的。

在与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中国台湾人）的谈话中，莫言讲，自己开始写作是70年代末，也还是向经典学习，写了许多军事题材的小说，塑造英雄人物。

莫言“对抗潮流的文化气质”，应该产生于80年代以后。

2012年10月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霸气地宣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再看，确实有巨大的局限，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并说，他们“这一代作家”都在突破《讲话》的局限：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局限，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

我的作品不能用党派限制，从80年代起，我就突破了阶级与政治的界限，开始站在人的角度，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

我不为党派服务，是在良心的指引下，面对所有的人。

为什么是80年代？莫言的说法是受国外作家翻译成中文的出版热，使美国的福克纳、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的小说让他们了解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内“思想大解放”“反思思潮”的判断。知青的“伤痕”文学、反思文革浩劫的文学，都受到了追捧简述现代主义小说对传统文学的超越，使作家们受到了鼓励。如果解构新中国的历史，甚至战争年代的历史，那创作的空间就太广阔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更自由了。但这必须有理论支持，需要一个“破”与“立”的问题。

“破”什么？当然是从根本上破，那就是要“突破”被老一辈作家奉为宝典的《讲话》！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1986年出版）应该是投石问路的实验作品。书中把土匪余占鳌推崇为抗日英雄，把侵华日军赋予人性，连强暴妇女、枪挑婴孩时都有愧疚，都会流泪。

却把人性恶的方面给了八路军“胶高大队”。队长叫江小脚——小脚简述现代主义小说对传统文学的超越，走路蹀躞着。打日本无能，却以联合为借口要余占鳌的枪。被余占鳌拒绝后，趁余占鳌为妻子戴凤莲出殡，袭击了出殡队伍。结果把余占鳌的队伍打得只剩下了父子俩。后来江小脚又偷了余占鳌家200多张狗皮，从此人们看到东北乡有支穿着狗皮的队伍。——八路军是这样的吗？

估计很多人是通过被张艺谋重新剪辑过的电影《红高粱》才认识莫言的，也许大众被高粱地的野合、往酒里撒尿制成极品高粱酒、剥人皮的传奇被震撼了，但其颠覆性的叙述角度（立场)被忽略了，当然张艺谋是知道的，给巧妙的剪辑掉了。

这种实验无疑是成功的，从此他名声鹊起，成了著名作家，被北师大邀请读了研究生。《红高粱家族》也被推崇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滥觞。这种靠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东西，真的有人认为是“历史”？

受到鼓励的莫言1995年创作了被他奉为高密东北乡的圣经的《丰乳肥臀》，其中内容被人熟知，不再赘述。但这部书受到冰火两重天的际遇，首先是获得了一个《大家》杂志社的大奖。

紧接着遭到了老革命作家、老红军、老八路的严厉批评。包括前文化部副部长、前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1916.9.28－2005.8.24)）、《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1920年3月6日-2008年8月24日）。曾经在高密领导抗日斗争的徐中夫义愤填膺，对小说的批判措辞严厉，无以复加。

莫言因此被迫转业，结束了21年的军旅生涯。

但几年后，批判的风头一过，赞颂的声音多了，几个大学的教授的力挺（包括后来调到北师大的张清华教授），使莫言看到了《丰乳肥臀》新生的希望。

1999年，莫言开始着手修订《丰乳肥臀》为再版作准备。在“后记”中心有余悸，回忆了那段受到“文革式”批斗的日子。

就是这部充满争议的小说，被张清华教授奉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

2004年在美国出版，莫言在2003年为推介这本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地巡回演讲。

在加州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郑重其事地称福克纳是他的灵魂导师。

他“理解”福克纳的不合时宜，喜欢他的胡言乱语，甚至撒谎。

他从福克纳那里学到了虚构文学地理，虚构了他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

他从福克纳那里学到了大胆地、毫无愧色地撒谎，不但要虚构小说，而且可以虚构个人的经历！

并且深得真传：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所作的《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演讲中，不仅称中国的60年代初“古怪而狂热”“物质极度贫乏”，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勒紧裤腰带”“进行共产主义实验”“饿得半死”。还信誓旦旦地“我敢担保，我想象的都是真实的”，想象了自己凄惨的童年：一年四季赤身裸体，一群光腚猴上学，吓坏女老师；小伙伴们像一群饥饿的小狗，把树皮啃得遍体鳞伤；小伙伴因啃树皮练就能咬断铅笔粗钢丝的大钢牙；香甜的煤，越嚼越香。

他自得对福克纳进行了“超越”，模仿福克纳的口吻夸自己（自夸）：“后起的强盗总是比前辈强盗更大胆”。

至此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作家需要不断超越自我，莫言在创作思想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实现了对毛主席《讲话》精神的全面突破。

他突破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莫言说：我不为任何党派服务，面对所有人。

他突破了文艺的阶级性：

毛主席认为，文艺是有阶级性，“只有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莫言说：“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

他突破了文艺的暴露与歌颂问题

毛主席说：文学艺术歌颂与暴露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人。——对敌人要暴露与打倒；对于自己人应该赞扬。

莫言说：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但他又说，“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

他突破了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

毛主席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莫言说：“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构建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乌有之乡简述现代主义小说对传统文学的超越，生活着子虚先生的后代

莫言还突破了文学的作用等问题，可以说是对《讲话》全方位的突破。

2006年莫言获得了“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莫言发表的获奖感言是《饥饿与孤独是我的创作源泉》，对自己的“突破”很自豪，称“引发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革命”

但这样解构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历史，用“新历史主义小说”，否定现实主义的红色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站在超阶级的立场上”，“用情感代替政治和经济”，“用民间来补充官方或者否定官方（历史）”（见2009年11月20日莫言在北大的演讲作《语言与历史”》）背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掉进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今年5月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王沪宁出席了在京举行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王沪宁表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这说明，《讲话》依然是文艺工作的灯塔，他指明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依然是文艺发展的大路、正路，是“历史潮流”。

请问黄发有教授：莫言的这种“对抗潮流的文化气质”真的需要当代作家学习，发扬光大吗？中国文学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