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佛家言心，道家言行，心直才能无碍！

会“易”诗

舟行千里雾，萧水映长空。

天寒秋雨至，便洒万山丛。

蛙鸣声似寂，蝶舞身如风。

谁了此中意，画间一抹红。

佛家言心，道家言行。心直方有真宰，行曲才能无碍。

《道德经》第四章有云:“上善若水。”即是“行”当如水，而水却无常形，遇到怎样的沟坎就变成什么样子，过去后就又能恢复本来的样子，这就是水之性。性即心，水性即不忘初心，故“全形即性”，行曲的主宰反而是心直，而心曲则行必直，心眼子多的都一门心思琢磨人，是也不是？老子在后面的章节言道:“大制不割。”所以，《道德经》是要正反着看，该章开篇背后的意思就是如此。紧接着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中“利万物而不争”才是大争，“利万物”则万物亦利于己，而争于万物，则万物亦必争于己，这是拆自己的台。但逐利者只盯着眼前，往远了看，那些“争”来的东西又都成了别人眼中的猎物。于是，“不争”才是最安全的，因“处众人之所恶”而不受瞩目，却是处在“万物利己”的状态而慢慢接受滋养的。人人皆欲壮阳，要害却在滋阴。这就像地基的牢固，基本功的扎实，连笔字却是从横平竖直的一笔一划出，非如此，那个随心所欲的飘洒出不来。但这个比喻也只是“几于道”，却不能说就是道，老子于开篇即点出“道可道，非常道”，嘴是讲不清楚的，所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只能自己悟出来方能贯通。一件靠说清，则件件皆要说清，世间事不可胜数，又能说到几时，谈“水”也只是一件。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是“不争”为体下再起用的行为状态，这六个方面“无死角”概括。整部《道德经》说得就是“阴即是阳，阳即是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两者根本不该拆开看，善恶同理，那些总是爱说“我都是为你好”的“善”，却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恶”。易之阴阳便是“全阴即阳泰卦变临卦姻缘，残阳即阴”，要害在放置到“无限”中去看，阴的无限就是趋向阳，而阳的有限就是阴。道家的提炼“纯阳”南怀瑾老师佛家言心，道家言行，心直才能无碍！，就是在“阴”之两段之间，此处合上即为阳，故为“纯阳”。行事也有阴阳，事上须雷厉风行，即是阳，但为人却要稳，要缓，即是阴。人若急，欲速则不达；事若缓，多是功败垂成。事的本身同样有阴阳，事慢心要急，事急心要慢。比如一场考试，刚开始的时候时间多，心却要快些，不可在某一题上耽搁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时间少，心却要慢一些，草草应对一定会忙中出错。

每件事情从头到尾都会这样转化，把握不好不是留有后患就是行百步半九十。

只有一爻的阳即是剥卦，一有风吹草动第一个被干掉的就是它，这就是“爱表现”，里子全是空的，别人平时嘴上不说心中肯定记恨。但只要把它反过来，即综卦就是复卦，所谓“一阳来复”，一点的阳就打一点的根基，是实实在在的开端，这就是“转机”，综卦就是卦倒过来，其本身就有“转机”的内涵；外卦上两爻为阳则为观卦，人可“作壁上观”，也能“袖手旁观”，比起剥卦观卦更像是个转折点泰卦变临卦姻缘，它比剥卦更有城府，又没到否卦的不可挽回的程度，动还是不动只在一反转——它的综卦是临卦，身临其境的“临”；到了外卦三阳就是否卦了，听它的名字就瘆得慌——天地否。似乎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像是张狂到了极点，灭亡的转折点也正在此处。这个时候的回心转意率怕是比心想事成率还低，但也不是没有，而且一旦转过来就是地天泰卦，破坏力大暗含一个关键点——能量大。只要这个能量用对了方向也是“非常了得”啊，比如杨过，执念之深鲜有人及，但他悟得却是最彻底的。

所以，剥卦其实就是复卦，观卦其实就是临卦，而否卦其实就是泰卦，不能分成两个看的，一旦割裂看，就等于看不到好人能变坏，坏人也能变好，好事能变坏事，坏事也能变好事，如此以来于人于己都会往极端走。以此观之，《道德经》根本就不是什么“思想”，它是整全的智慧，因为一旦“思想”动了就只能向着一个方向而不可能同时想着“好坏、善恶、正邪”两边泰卦变临卦姻缘，只要“思想”停下来，这两头便自现，思想的方向是“向外”的，它看不到自己，这在卦象上依然是外阳内阴。《道德经》实际是易理中提炼的最高端智慧，第一章就是破“设限”，无论是解释成“道可道，非常道”，还是解释成“道可、道非、常道”都是这个意思，一旦“可道、可名”就是天花板，而“道可、道非都是常道”即是能转之机。

其实第一章就把“体”讲完了，后面的章节都是翻来覆去在说“用”，所以，第一章就是乾卦，乾卦的紧要处在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群龙无首”就是“机”，随处可转，余下章节都是坤卦，讲得是“从体起用”，坤卦的要害在：

“用六，利永贞。”

加上乾卦的“群龙无首”，乾坤两卦合之就是“外不住，内随顺”。“外不住”则内自随顺，“内随顺”则外必不住。外有留恋，内自有过不去的地方；内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外自不会留恋。

孔子《系辞传》有云：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继”即为“阴阳之互变”，阳能变阴，阴又能变阳，故为“善”，阴阳一旦固定下来，即为佛家所谓“断灭”，而非善者也，阴阳之互换即是“性”，本来如是，故孔子又有云：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此言出自《论语*微子》，缘由在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南怀瑾老师佛家言心，道家言行，心直才能无碍！，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伯夷、叔齐属至阳，虞仲、夷逸属至阴，柳下惠、少连委屈自己，这三路在孔子看来皆不可取。孔子没有像商鞅那样来硬的（他一定会那套）令秦二世而亡（连商鞅自己都知道的结局），也没有躲起来什么都不做，更没有委屈自己（随便在哪国依着国君的性子混个官做），他要做的就是他想做的，行不行——尽人事，听天命，屈不屈服现实——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最终成不成——不怨天，不尤人。孔子身上抓不住一点点固定死了的东西，就是持“中道”，就是“阴阳互变”，而那些应弃当弃绝不黏连的取舍才是真原则。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待到一切显现到眼前方才觉悟之时就是尾大不掉之时。而“无可无不可”并不是说“可不可以都行”，类似于问:“你想吃什么？”答:“随便。”而是没有“可”，也没有“不可”。可救人，别忘了农夫和蛇；不可杀人，那又怎么保家卫国。此两者没有“随便”，而是原则拿捏得死死的。《心经》所谓“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同理，心中有着“无明”以及“扫除无明”的念想即是“挂碍”，有“挂碍”即有“恐怖”，便不得“般若中观”，“中观”就是阴阳转化的“生机”。“执着”即相对于“转机”而言，它从来就不是褒义。人事尽到了即可，别的交给老天，行与不行心中自然有数，却会生出“不甘心”，故而“奋斗”和“执着”是同一件事，同样是互相转化，那个“转机”就是“度”的拿捏，有多少人骗自己说“我在奋斗”，此处分不清，人就会慢慢“变化气质”，当珍重。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阴阳”即“一生二”，而万物的状态是“负阴而抱阳”。看不到的体内（阴）和看得到的体表（阳）之间充满了“气”，这幅皮囊才撑得起来，于是要“冲气以为和”，这“冲气”便是“二生三”，万物便由“三”而生。盖章接下来：

“人之所恶，惟孤寡不毂，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人们所讨厌的都是孤独和饥饿，王公贵族却以此自称，所以，损之就是益之，益之就是损之，这就是自然的道理，老子和盘托出。苛责求全的要小心，此处务必诫慎之。

再接下来：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孟子云:“人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誉”为虚名，“不虞之誉”即是强合阴为阳，而“求全”是行动，“求全之毁”即是强拆阳为阴，二者皆是失了“冲气”，贪名好利之举皆是自丧其气，丧气之人皆为“皮囊”。

“易”就是变化，《易经》即“应变”之经，驾驭且能安于变化即“居易”。

白居易诗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知变即能转变，转变即能离变，离变即是知变，所谓“转识成智”，如斯，“居易”之人即是“大隐于朝”的局外人。